zui近幾年在全國大面積持續出現的霧霾天氣，成為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現實夢魘。2013年1月13日至14日，北京的PM2.5污染指數曾一度超過900微克/立方米，逼近1000。相比之下，衛生組織(WHO)的第二階段過渡性標準卻只有25。

　　【針對空氣污染治理體制和政策問題，馬駿提出了一系列以改變市場主體激勵機制為導向的經濟政策】

　　“治理空氣污染不僅僅是末端治理的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改變經濟政策和激勵機制來將污染型的資源配置轉化為清潔型的資源配置。"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經濟學家馬駿在介紹他與李治國教授zui近出版的《PM2.5減排的經濟政策》一書時表示。

　　zui近幾年在全國大面積持續出現的霧霾天氣，成為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現實夢魘。2013年1月13日至14日，北京的PM2.5污染指數曾一度超過900微克/立方米，逼近1000。相比之下，衛生組織(WHO)的第二階段過渡性標準卻只有25。

　　不僅北京，我國的東中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PM2.5污染的嚴重影響。根據環保部提供的信息，自2013年1月中旬以來，全國17個省市共6億多人受到了霧霾危害。按照我國制定的空氣質量標準，全國只有20.5%的城市空氣質量能夠達標。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關心起空氣質量，并對PM2.5的健康危害產生擔憂。

　　針對空氣污染治理體制和政策問題，馬駿和他的合作者在新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以改變市場主體激勵機制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吳敬璉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稱，這是我國學者*次系統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問題。

　　治霾經濟政策需達到三個目的

　　2013年，政府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防治計劃。

　　“總體上來看，許多地方的治理政策方案仍然是以末端治理為主，并且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馬駿稱。在不改變企業和消費者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強制性地關停鍋爐、給地方政府下硬指標降低煤炭消費等措施可能見效比較快，但監督成本非常高，也容易出現腐敗、報假數據等問題，難以形成長效機制。“如果在強制性關停、限產的同時，不以新的機制引導資源進入綠色產業，就可能對經濟造成過大的下行壓力。"馬駿說。

　　馬駿在新書中提出，我國的重化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公路交通為主的運輸結構是加劇霧霾的結構性原因。而導致這些結構性問題的三大原因是：一系列舊的政策和激勵機制對經濟的扭曲；政府對各種市場失靈的缺乏應對；企業和消費者缺乏社會責任感。馬駿認為，治理霧霾的經濟類政策應該達到三個目的：糾正政府對市場的扭曲、糾正市場的失靈(外部性)、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目標函數中的社會責任的權重。

　　“過去，在稅制、土地政策方面給與了高污染的第二產業過大的傾斜，而這些政策傾斜事實上是以抑制低污染的服務業的發展為代價的。未來必須糾正這些扭曲性的政策傾斜。"馬駿稱。

　　“在沒有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也會出現由于‘外部性’而導致污染過度的問題，就是市場失靈。"為糾正這些市場失靈，馬駿給出了許多經濟類的建議，其中包括：采取提高污染排放的收費標準、提高資源稅稅率、開征碳稅、提高和擴大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對汽車征收擁堵費、實行汽車牌照拍賣制度、建立治理霧霾的區域補償機制、建立綠色銀行、發行綠色債券等。

　　馬駿稱，中國企業和消費者作為市場參與主體，他們的社會責任在其目標函數中的權重非常低，這也加劇了清潔能源和清潔交通模式所面臨的困境。“如果企業和消費者有了更強的環保意識，從經濟學上可以證明，這種意識會使得綠色產品的需求和價格更高、綠色投資的回報率更高，相當于政府給了綠色產業一個財政補貼。因此，提高環保意識對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有超乎想象的意義"。

　　需要對政策進行定量研究

　　“我們建立了*個用于模擬行業與公共政策對PM2.5影響的定量模型。"馬駿解釋，基于該模型的研究發現，如果中國目前的煤炭、汽車、資源稅、環保稅費、公共交通發展趨勢和/或政策不改變，即使環保類的末端治理措施用到*，到2030年全國城市平均PM2.5仍會高于45，遠高于預期的減排目標。這是因為，目前許多行業和財稅政策是與國家的環境容量和減排目標互相矛盾的。

　　通過模型的模擬計算，馬駿的研究團隊推導出一組既能達到減排目標，又能滿足經濟增長約束條件的政策組合。這個政策組合包括了兩大類政策，*大類是環保類的(多數屬于末端治理)的技術措施。第二類是經濟結構的變化，其中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的調整。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達到降低能源彈性系數的目的；通過提高清潔能源的比重，可以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排放；通過改善交通結構，可以降低單位運輸量的排放。

　　建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

　　“在目前的價格體系之下，企業傾向于對污染性產業過度投資，而對綠色項目則投資過少。這是綠色投資的‘正’外部性和污染性投資的‘負’外部性沒有被內生化的問題。綠色金融體系就是將這些外部性內生化的金融體制和政策安排。"馬駿說。

　　馬駿強調，如果僅僅依靠財政來投資于環保節能新能源等綠色領域，會出現嚴重的綠色投資不足的問題。“政府財力只能覆蓋10%~15%的綠色投資的需求，因此，靠金融手段來引導民間資金進入綠色產業是極為必要的"。

　　馬駿在新書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綠色金融的設想。比如，建立專業化從事綠色貸款和投資的綠色銀行和綠色基金；發行綠色債券；擴大對環境項目的貼息機制；銀行和評級公司在項目評估中引入環境風險因素；允許收費權和排污權質押，推動綠色資產證券化；建立公益性的環境成本估算體系；建立上市公司的環保社會責任規范和信息披露機制；成立中國的綠色投資者網絡；通過環保教育，提高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消費偏好。